图文：梅威瑟抵达米高美酒店
这种态度表明了苏格拉底尊重法律、以法律为至上的观念，也体现了西方人尊崇法律的传统。
如1987年，潘静成、刘文华主持编写《经济法基础理论教学大纲》，1993年编写了全国第一本《经济法基础理论教程》，系统地探讨了经济法基本概念、范畴与学说体系，率先构建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研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根据，倡导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相区分的物权法律关系等。
例如王利明致力于民法典体系化与物权法理论体系的建构。以中国法治自身问题为对象，提出有解释力的理论假设，如此才能充满浓厚的中国气息，形成中国的法学学派。民事法有唐世儒、关怀（关家驹）、赵中孚、郑立（郑云仙）、王镕、陈逸云（王显泽）、田学成、李景森、胡金书等。应当说，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的法律教育并没有形成规模和体系，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学术传统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它奠定了新中国法律教育的基础，这一良好传统和以老一辈学者为代表的人大法律人立学为民、正直奉献的精神传承至今，培育和感染着一代代的人大法律人，成为人大法律人孜孜以求的目标。[6]在互联网兴起之后，因特网又成为重要的教学工具。
[5]《法律系大力编写讲义》，载《人民大学周报》，1957年4月15日。面对从立法时代向解释时代的转变，人大学派开始建构法律解释学的体系与程序，希望通过立法与解释并重的模式，探求中国法治发展的未来道路。[5]红色政权下的司法体制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制，司法人员多是来自于基层的工农群众，不具有职业化特征，审判往往与肃反、惩治反革命等政治性词汇等同，散发着浓厚的革命气息。
[14]但是应当看到，新时期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还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7]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司法制度史》，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90页。人民有不论用何种方法控告失职的任何公务人员之权。[15]参见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法官考评制度—关于法官考评制度与评价制度的调研》，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12期。
经过20年的探索实践，法治观念逐步成为国人共同的信念，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方略作了明确阐述，并将其作为国家建设的长期目标确定下来，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写进宪法，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把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途径之一。政法工作是什么？政法工作就是直接的、明显的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
二是全面贯彻群众路线，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司法干部与人民群众紧密配合。审判业绩包括审判质量、审判效率、审判效果和案件数量等具体指标。人民陪审员制度是近代人民司法制度在现代法治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它使人民群众关于公序良俗的朴素情感与理性的法律得以结合，以实现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因而它是司法获得公信力的重要制度途径。在执行中，应当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范围，严格把握执行条件，对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的条件与程序严格依法控制把关，避免出现随意暂缓、无限期暂缓、多次连续暂缓的现象，人民法院还可以通过网站、公报、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公开案件的执行人员、执行措施、执行的进展情况以及决定中止或者终结执行的理由与依据，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公开听证，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必要时公开向银行、工商、税务部门发出正式的协助执行通知。
该课题组认为，法官考评委员会考评法官的基本指标应当分为思想品德、职业能力、执业态度和审判业绩四个方面，每一方面又可细化为若干个具体指标。如果当庭查明被执行人有经济能力，则当场裁定查封扣押或者庭后强制执行。2005年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要求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这充分表明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以及对司法腐败行为的预防惩治。[16]参见司法部研究室：《论规范司法行为—以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为视角》，载《中国司法》2008年第4期。
这被学者称之为中国资产阶级以法律、法规形式对司法独立原则作出的最早宣告，参见曾宪义：《中国法制史（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无法可依，《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以及《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等制度性规范就为严肃审判纪律、进一步规范法官的职务行为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准则。
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在这些指标中，审判业绩是考评重点，其次是思想品德、职业能力和执业态度。
2008年，中央政法委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开展了全国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提出了清理执行积案十个严禁工作原则。如果这种制度能够推广实行，将是人民法院向社会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最佳载体，也是推动审判公开、使司法审判获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良好途径。虽然人民陪审员制度得到了重视与加强，但与大幅度增加的案件数量相比，陪审员人数明显不足，难以满足审判工作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也使人民陪审员制度不能充分发挥其民主的特性。换句话说，就是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政权而斗争。在实践中存在着执行员对案外人的实体财产权利做出裁定的做法，这实际上是以程序裁定代替了实体判决，剥夺了案外人的诉讼权利，容易给公众造成司法执行简单、粗暴的不良印象，应当予以摒弃。进入 高铭暄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公信力 。
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有多方面，除了立法与制度设计、执行体制等制度性因素外，执行行为得力与否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3]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极短，其司法系统没有得以建立就被北京政府所代替，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价值追求很快被军阀独裁统治扼杀在摇篮中。
专职陪审员可以从法学教育、科研机构与法学社会团体中选拔，这些人员一般具有较为丰富的法学理论知识与业务经验，也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参与司法审判，这不仅有利于提高陪审员参与司法审判的质量和规范程度，而且有助于法学教育、科研机构将科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将论证成熟的学术理想付诸现实。 二、现代司法公信力的实现途径 司法的公信品质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历经百般砥砺，终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得以最终确立，不仅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而且在实现途径上也对司法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18]针对这种现象，从规范人民法院执行行为、提高执行公信力的角度出发，当前应当着重加强执行公开制度改革，推行开庭执行，使案件的执行过程接受当事人、案外人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防止执行过程中的消极懈怠以及执行人员利用职权贪腐等问题。而在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司法制度的构建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司法公信的品格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长期奴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昙花一现以及近代人民司法经验的摸索实践之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被最终确立，体现为广大民众拥有对司法的三种信任，即对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公正判决的信任、对司法权力廉洁的信任以及对从判决中获得实际诉讼利益的信任。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要逐步建立裁判文书、诉讼档案的查询制度，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在网上依法公开案件裁判文书和执行信息，推行判决书上网制度。2.扩大司法民主，认真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
监督分为司法机关系统内部的监督与系统外部的监督，从规范司法行为的角度讲，主要是司法机关系统内部的监督。规范 司法的品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具有公信力是司法品质的当然价值内涵。
如在农村基层设立人民法庭，专门处理土地改革中的案件，为解放农村生产力，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残余提供了法律制裁途径。司法机关对法律负责，进行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地方行政的干涉。
少数执行人员工作作风粗暴、方法简单，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谋私的现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由工农民主政权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继续在边区推进司法制度的摸索建设。
[1]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律大臣迫于内外压力遂开始改革司法，拟定了《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庭试办章程》、《法院编制法》等司法性法规草案，[2]力主采用四级三审制以及独立的检察审判制度，对各级审判厅的管辖、回避、预审、公判执行、诉讼程序以及检察厅的设置作了具体规定。执法为民的理念要求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人为本，持久地信守职业道德，公正地依照法律履行处理案件的义务和责任，从而使广大民众对司法工作深刻地拥有三种信任，即对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公正判决的信任、对司法权力廉洁的信任以及对从判决中获得实际诉讼利益的信任。兼理司法法院在未设普通法院各县设置，由县知事专负司法业务，因此掌管农村司法权的是县知事。[15]这样细致的制度设计无疑对法官考评机制的建设是个重要的启示。
解放战争初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各解放区逐渐扩大、接连，大解放区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并在摧毁旧司法机关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大解放区人民司法机关，司法制度的建设成效显著，得到了人民的普遍信任。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央临时政府，颁布了《临时中央裁判所官职令草案》、《法官考试委员会官职令》、《法官考试令》、《律师法草案》等司法性文件，实行审判独立、检审分离以及辩护等现代司法制度，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自由、平等的思想理念，从而真正开启了近代司法民主与公信的序幕，普通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意识开始觉醒。
然而这种效仿西方法制的制度改革在清廷礼教派与西方列强的双重蹂躏下不能不流于形式，司法独立与公信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的宣示，但是它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由封建司法向近代司法的转变，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以湖南为例，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处理。
如果执行问题不解决，那么再公正的判决也只是一纸空文，当事人的诉讼利益得不到兑现，司法公信力就无从树立。[5]例如闽西苏区的裁判肃反委员会、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法庭、江西苏维埃政府的惩治反革命委员会、湖南苏维埃政府的裁判委员会等都是履行审判职能的司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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